关于绿色科技与过程文明的对话(4)

现在的转基因是要彻底地把另一种生物的基因或者完全人工合成的基因放进去，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不将任何外来物质插入物种基因，只需外界化学微扰，就能起到生物转基因的效果，并且具有转基因所没有的免疫广谱性。这类生态农药及其代谢物本身毒不死害虫、病菌病毒等，对人体也没有危害，但它能使植物变得强壮。这时候虫子如要生存，那只能远离这个植物，改变食性，寻找其他食物。目前国际上这种生态农药已经有少量的苗头产品，如植物抗病激活剂，我们有了一些更新的结果发现并进行应用试验，如植物抗虫抗病激活剂。

生态农药是方向，我们国家还没完全进入绿色农药时代，而像美国、瑞士、日本、德国等国家早就进入了这种绿色农药时代了。现代农药比医药安全，现代农药比汽车安全，关键是我们是否在享受以绿色农药为代表的现代农药。

能创制新农药的国家都是最发达国家，我们国家的农药创新有所进步，但产业、政策和管理还比较落后，农产品的进出口出现事故时，责任总会被归咎于我们这一方。比如毒饺子问题，我们和日本发生了冲突，但最终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决策部门、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与时俱进，这事关我们的国际伦理形象。比如食品安全、污染扩散等问题，内部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外的抗争就没有保障。尤其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出口的食品检测再严，也一定会受国内食品安全状况的影响。

比如毒饺子事件中出现的甲胺磷，在1992年除中国以外全世界的甲胺磷产量在吨左右，而上海就有9000吨。甚至当全世界都在禁用甲胺磷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在用这种农药，原因在于它比较便宜，当时一吨只需要几千块钱。当别的国家查出我们出口食物中有甲胺磷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地将相关的事件归咎于没有完全禁止生产应用的一方，即我们国家。

像毒生姜事件，有关记者就来向我了解过相关的详情。生姜所涉及的是一种中等急性毒性的农药，但完全可以做到没有什么危害。严格按照使用规程，它药效发挥完后应该放置一段时间，再上市就很安全了。这类药，只要不是马上被毒死的话，它即使被食用了也没关系，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不同的药物使用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农民在使用的时候，不严格按照规程来操作。当然，不能都怪罪民众，如果管理部门和政策制定者不能按科学办事、按逻辑理事，那就难以改变农民的传统习惯。

成：也就是说，农药发展可以归类为三个阶段：一是杀死阶段、二是调控阶段、三是规避阶段，在最后这个阶段农药能使植物和昆虫进行友好生存、多样生存。现在我们所说的有机蔬菜确实是在完全不用农药的前提下生产的吗？这种菜安全吗？

钱：是的，有机果蔬菜完全没有用农药，即使在培育过程中有害虫，也会用蜜蜂鸟来吃虫或者用手抓掉，这样的成本就很高。但另外有一点，有机蔬菜就很安全吗？我们现在有六分之一的土壤是被重金属污染的，有机培育的蔬菜只保证了它不用化肥，但不能保证土地不被污染。跟农药相比，重金属更加可怕，因为作为有机化合物的农药，会在自然中降解分化，而重金属不会分解，会在动物脂肪中累积，特别是哺乳动物，越是处于食物链顶部的，重金属危害越大。在公开的报道中，我们国家的耕地有六分之一被重金属污染，这一点很严重。这会导致人们得各种各样的怪病，除了癌症以外，人们还会出现精神萎靡不振等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精神因素之外还有重金属污染的原因，这是相当严重的。我们现在创造了一种技术，就是捕捉回收中药中的重金属污染，希望将来能用于农田的恢复处理。

成：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药的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为什么不把你们研究的绿色农药大范围地推广呢？

钱：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除了科研人员的努力外，其中还特别涉及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事项。绿色农药的推广成本并不是很高，关键是我们国家没有农药法，而只有相关的条例。西方国家都有自己的农药法，在它们那里农药是跟医药同等的。农药法的确立可能会涉及很多利益部门，农药不应该归生产者或者使用者管理，即不应该归农业部或者信息产业部管，而应该统一归第三方即环保部门管，或者是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它们是监控者。就如美国，农药是归食品药物管理局管。民以食为天，农药绝对不能让生产者和使用者来管理，而应该受到民生监督决策部门的制约。在我国，十八大以来，生态方面的课题受到了重视，农业生产在生态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对生态的责任感增强了，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关怀。但问题在于我们有时连基本的科学决策都做不到，谈何生态关怀呢？我们国家的法规条例和科研政策，包括相关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农药方面的，应该相应地做出重大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些问题就会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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